戚小光扛著攝像機，原本是要拍一個“很主旋律”的題材，一個有愛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。可是，當跟著這個女人左轉右轉進了一條胡同，順著黑洞洞的樓梯上二樓，推開那扇鐵門，他整個人驚呆了。 　　人！全是人！20多個女人，像沙丁魚一樣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。 　　床就像偷工減料的木匠隨意搭成的，高低不平，有的床腿拿磚頭、鐵桶墊著。一個挨著一個的鋪，鋪上一條條打著補丁、抹布一樣分不清底色的床單。外墻上貼著“上門打針”、“見證收款”、“高價收藥”、“招聘”等花花綠綠的廣告，其中一張A4紙寫著：住宿24小時：2元。 　　2元，這就是人頭攢動的原因。 　　機器就那么靜靜地轉著，戚小光突然“心里洶涌澎湃”，盡管處在同一座城市里，這卻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。 　　這個吉林省吉林市電視臺的記者，對農民工忙碌的場面一點兒也不陌生。他有時候也會想：夜幕降臨時，他們像螞蟻一樣消失了，消失在哪里？這一次，他找到了“螞蟻穴”，他決心拍這個“消失的故事”。 　　這一拍就是5年。搭檔們一個個離開了，只有他堅持下來。到最后，他都數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，“反正一分鐘不歇，電視至少能播上一個月”。 　　紀錄片的名字很簡單，取自這家旅館陽臺，蜘蛛網般的電線掩映下，一個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廣告牌——女子宿舍。 　　“哭！哭當啥用，白扯！” 　　張燕秒拖拉著3歲大的小芳找到這個半米高的廣告牌時，是14年前一個冬天的上午，母女倆第一次進城的時候。 　　14年后這個盛夏的午后，她們仍然住在這里。床還是那張床，連床板上墊的海綿、紙殼子都沒變過，唯一不同的是，45歲的張燕秒兩個月前腿壞了，再爬不了上鋪，小芳已經17歲，不再跟媽媽擠在一起睡，住在另一張床上，也要單花一份錢。 　　張燕秒第一次坐在這間宿舍時，跟人哭訴自己的丈夫死去，扔下兩個月的女兒，草房土地被占，日子過得“像腌漬的爛白菜”一樣。14年來，幾乎每來一個新人，都會坐床頭哭訴一番，哭訴的理由無外乎離婚、被打、亡夫、子女不孝順……就像一個單項或多項選擇題。可不用多久，就有人敲著床板，不耐煩地呵斥：“哭！哭當啥用，白扯！” 　　當這些眼淚順著老婦人皺巴巴的臉、少婦花樣的臉，甚至孩子光滑的臉，滑落時，戚小光從沒有給過特寫，甚至哭得太兇的鏡頭，他會刪掉，因為“眼淚只是她們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”！ 　　日子稍長些，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說這是“難民營”，說這里是“常駐大使館”，這里的女人不是“天使”，就是“大使”。這里的女人藏龍臥虎，能“上天入地”。上天就是能上工地蓋樓，下地是能“修地球”。 　　這里寸土寸金。躺下時，真正屬于她們的空間也就比一個人略大。所有人下地時，屬于她們的空間不及她們的一雙鞋子大。行李壓在各自枕頭下，因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，需要一個月支付10元。 　　這里只有一個水龍頭，每天流出吸管般細細的自來水，女人們用它解渴、吃藥、洗頭、沖澡——哪怕在零下30攝氏度的冬天，哪怕喝需要用熱水化開的感冒沖劑。 　　錢是每天算的，老板娘挨個收錢時，有的從餐巾紙里掏出兩個鋼崩兒，有的解開褲子從內褲的口袋里掏錢，有的從隨身的礦泉水瓶里扯出兩張一元的紙票。 　　沒有人會“闊氣”地拍出一個月的住宿費。她們會像“候鳥”一樣離開，一旦找到提供住處的打工地，她們就會搬家。等工地的活兒結束了，她們又會回到這里，尋找下一個打工地。這里就像驛站，像她們生活半徑輻射開去的那個圓心。 　　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復始。 　　宿舍樓下就是勞動力廣場。嚴格地說，這不是廣場，而是4條胡同構成的十字路口。這里距離繁華并不是太遠，具體來說，距離火車站步行5分鐘，距離長途汽車站步行4分鐘，距離吉林市醫院500米。 　　胡同里有朝鮮小吃，有賣90元一斤人參的老店，有叫“桃姐”之類的數不清的職業中介。天晴時，胡同里擺滿了小黑板，有招聘司機專欄、保姆專欄、出國打工專欄。 　　把鏡頭往后拉，再往后拉，這個亮著4盞燈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，就湮沒在這個上世紀80年代初建成的7層老樓里，湮沒在這普通的巷道里，湮沒在這400多萬人口、滿語意思是“松花江邊的城池”的吉林市里。 　　“盡是些笨手笨腳的婦人，太老了！” 　　相比這個2元一天的居所，打工的老板提供給張燕秒們的住處要“敞亮得多”。 　　到黑龍江種稻子時，她們就住在田旁邊的露天大棚子里，能看見滿天星星。在鄉下養豬，就自己在豬圈旁壘房子，“要多大有多大”。 　　10月一下雪，女人們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廳刷碗，穿兩雙襪子套大膠鞋，站在到處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，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，“一天17元”。 　　來錢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，像男人一樣篩沙子、搗灰、搬磚，一天賺70元。可這活兒，女人大多“吃不消”。 　　整個漫長的冬天，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著雪快些融化，春天來了，地里就熱騰了。 　　春天，她們可以住到農戶家撿木耳，撿完這家撿那家，“掃蕩整個村莊”。一天干14個小時，賺上50元。 　　夏天，她們可以坐票價7．50元的長途汽車，去一個叫烏喇街的地方剪毛蔥。在農戶家里剪，一毛錢一斤，在地里剪，一毛二一斤。不消說，女子宿舍同去的6個女人都選擇了多賺這兩分錢。她們要天不亮，走6里地到田頭。等到黎明來臨時，剪刀的“咔嚓”聲已經在田地回響了。等到三天后，她們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錢。 　　如果手腳夠麻利，掰苞米也是不錯的選擇。一群人一字排開，邊走邊掰。在望不到頭的大平原上，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,最慢的人拿20元。 　　她們最最喜歡的還是在城里發廣告，一天能賺65元。最暴富的一次，是老板娘帶領大家去水泥廠種樹，一天賺了95元，創了最高紀錄。可再也沒第二次了，人家說：“盡是些笨手笨腳的婦人，太老了！” 　　戚小光不拍這些宏大的“勞動場面”，因為這些大家都看得見。他更愿意守在那個逼仄的宿舍，等人回來。 　　人回來了，沒活兒干，也不打緊，到樓下站著。 　　勞動力廣場上，人們天然地分出區域來。男人站在馬路的一邊，女人站另一邊，穿著皮鞋、開著小轎車的雇主就穿行在馬路中間，雇主喊一句“焊工、瓦工”，就有一群人圍上去，討價還價，報價低的搶了報價高的單，就會發生拳頭之爭。這是幾乎每天發生的事兒。 　　冬天，雪花飛舞，找活兒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，找工作的牌子懸掛在手小臂處，凍得直跺腳。戚小光就踱在這人群里，等他把機器從大衣懷里掏出來時，有人攔著鏡頭喊：“拍什么拍，電影都是假的，只有戰爭片是真的。” 　　張燕秒腿沒疼之前，一直比較搶手，她不用站多久，就能找到活兒干。她關節粗大，看上去一身蠻力。 　　而她同屋，對角線床上的68歲的宋淑文，就遠沒有這么幸運了。她站在馬路旁兩個多月了，沒有一個雇主跟她搭話，“她太老了”。 　　盡管出門前，她穿上了帶花邊的干凈褲子，還用撿來的鉛筆畫了眉，用撿來的雪花膏，把臉涂得白白的，她跟人家說她只有“59歲”。 　　她有個秘密，連同住了十年的張燕秒也沒告訴。一個月來，她的左眼疼得厲害，最初瞇一晚還能好些，現在針扎一樣疼，幾乎什么都看不見了，她滴了快10瓶眼藥水了，也沒見好。 　　“現在盼一天黑一天，眼前越來越黑了！”她嘆著氣，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淚水，還是藥水。 　　因為一只眼，她的雪花膏涂不勻，左臉黑一塊白一塊，她給空礦泉水瓶灌水時，對不準口兒，灑了一地。她不敢告訴任何人眼睛的事兒，她怕消息傳到樓下的市場里，就“再也找不到工作了”。 　　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，正是戚小光想要的東西。但宋淑文始終躲著他的鏡頭，她拒絕“照相”，她說：“出來打工10年了，人都以為我發了大財，見笑呀！” 　　“我要走得遠遠的，再也不回這里，我恨這里” 　　鏡頭里一閃而過的，多半是那些皮膚皺巴巴、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婦人的臉，唯獨當轉向皮膚緊繃、眉目清秀的小芳時，鏡頭停留了兩秒，整個畫面一下子生動、鮮活起來。 　　17歲的小芳，童年、青春期、少女時代幾乎都跟這宿舍脫不了干系。14年里，她間或離開過女子宿舍。媽媽打工到哪里，她的家就在哪里，住過農戶家、住過橋洞、住過火車站。 　　7歲那年，她被送到了鄉下的小姨家讀書，可二年級上學期一結束，因為家里沒錢，她就被迫退學了。她的學歷是“1．5”年級，盡管她很喜歡學校，她還記得班主任是個扎著馬尾辮、愛穿米色西服、很有氣質的女老師。 　　最近，她離開了女子宿舍，走時，她跟媽媽說：“我要走得遠遠的，再也不回這里，我恨這里。” 　　可她走得一點兒也不遠，她打工的餐廳距離這個宿舍不過七八分鐘的車程。她喜歡那家提供住處的餐廳，盡管床只是餐廳的幾把椅子拼湊起來的，可那里能上網，能看電視，能聽客人談“世界杯”，她喜歡那里“飄著油煙味的自由的空氣”。 　　這些，戚小光的鏡頭是捕捉不到的，而戚小光也沒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釋，他只打算靜靜地用鏡頭“打量”這個孩子。 　　鏡頭里，她總是把媽媽甩后頭老遠，跟媽媽吵架，一副厭惡女子宿舍、不喜歡媽媽的樣子。媽媽說，小芳長大了，心野了，巴不得走得越遠越好，“一心只想賺大錢”。 　　這個13歲就開始打工的姑娘，認為“自由價更高”。只要打工的地方能“提供住處”，她寧可工錢少點兒。 　　她一心想離開女子宿舍，她說這里的人都為下頓飯活著，她們眼里只有“錢！錢！錢！”。她討厭勞動力廣場，她說這里的男人都是“臭男人”。 　　在這條街里，她處處顯出些許優越性。這張少女的臉只需在樓下的勞動力廣場晃晃，不出10分鐘，就能找到活兒。當然，湊上來的很多中年男人，不懷好意，介紹亂七八糟的工作。她也確實上過當。 　　晚上，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熱鬧的。旁邊的男子宿舍不斷有人過來跟她嘮嗑，請她吃飯，給她買“五六塊一斤的超大號蘋果”，夸她“有著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”。甚至一個36歲的中年男人，求愛不得，寫下血書：芳芳：你好，多保重！21點09分。 　　當鏡頭里，血淋淋的血書在上鋪展開，小芳從上鋪跳下來，快速消失掉時，整個畫面一下子快“窒息了”。 　　小芳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屬于這里。天一亮，她就出門，她一分鐘也不愿在宿舍多待，哪怕外面飄著鵝毛大雪，她踩著雪在空曠的街上游蕩。她去過附近幾乎所有的網吧，她玩飛車游戲，飆車時緊張得哇哇大叫，上QQ，認識了幾個“很遠很遠的朋友”。她像畫畫一樣，學會了寫26個英文字母。 　　在她眼里，網上的世界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，純潔多了。但她不敢玩太多網上游戲，“那會讓自己在現實里活不下去”。她迷上了神話題材的電影，人瞬間能成為“富人”，能獲得很多種“武器”，能有無窮大的“力量”。她不相信灰姑娘，不相信一見鐘情，她討厭看韓國偶像劇，“太假太假了”。她愛玩網上一種結婚術的游戲，新人在一個叫巴島的地方度蜜月，那里四面環海，開滿桃花，“美極了”。 　　她伸出涂著綠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，做V狀，比畫著兩個方向，“知道嗎，我跟媽媽是兩種人，我們走的是兩種路，她屬于那個宿舍，我不是！” 　　可瞬間，這個幻想著穿婚紗的姑娘就又墮入冰冷的現實。她餓了，她必須回到女子宿舍，跟媽媽一起吃飯。 　　“沒辦法，不留她，她就只能睡馬路” 　　在女子宿舍里，老板娘“孫二娘”是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。 　　盡管她摳門得厲害，為了省電，她8點半就嚷著熄宿舍燈。她的口頭禪是：“拿錢來！”手機充電一次五毛，洗衣機轉一次兩塊。冬天樓下市場上的人凍得受不了，來屋子暖和一會兒，她伸手要“一元錢”。她像守財奴一樣，四處撿舊衣服，鞋子，堆在自己的小屋，隔上一段時間，在宿舍開一次展銷會，三塊五塊賣給住客…… 　　可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離了婚的潑辣女人，她常帶領女人們一起打當日的短工，干活兒時，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，照應著，回到宿舍坐床頭給大伙兒分錢。 　　女人們常常為爭水、搶馬桶、丟了鏡子這類小事爭吵不休，老板娘就像“太平洋警察”一樣，主持公道，平衡中間的關系。她的目的是“讓所有的住客留下來”。 　　這段時間，上面查身份證很嚴，屋里的一個精神病人沒有身份證，被老板娘趕了出去，第二天，看她睡在馬路邊，老板娘又把她“撿回來”。 　　“沒辦法，不留她，她就只能睡馬路。”老板娘說。 　　老板娘看得很清楚，這個宿舍的絕大部分女人是沒有出路的，她們被親人拋棄、無房無地、年老色衰、沒有技能、沒有社會保障，有的出現精神問題，她們僅剩的是，日漸稀薄的力氣。 　　她早就想好了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：給救助站打電話，給110打電話。 　　可14年來，許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電話。一個又病又老的婦人，從宿舍下樓，坐在勞動力廣場的馬路牙子上，等活兒干，等著等著就歪下去，死了。老板娘讓警察帶走了她。她的床鋪，連床單都沒有換，很快又住進了新客人。 　　5年間，有幾個老弱病殘的女人出現在戚小光的鏡頭里，可一兩次后，再也沒出現過。戚小光找了很久，等了很久，再也找不到了，“也許她們有人不在了。”戚小光聲調悠長地說。 　　眼睛越來越差的宋淑文也想過死。她甚至想好了要買很多很多的安眠藥，跟老板娘告別后，到外面找一個角落“永遠地睡去”。可就在她坐在樓下馬路邊等活兒等不到，這個想法越來越強烈時，一個路過的年輕小伙遞給她兩個菜包子，她一下子覺得“天都亮了，要好好活下去”！ 　　晚上，女人們也會在宿舍唱歌，唱《小荷包》、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唱過時很久的老歌，有人會像《二人轉》里一樣轉手絹，在狹小的過道跳交際舞。她們為“毛澤東時代到底好不好”的話題爭論一個晚上。 　　她們自嘲“腳下的布鞋，與開奧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樣，養腳”。她們希望“像趙本山一樣，嘮嘮嗑也能賺錢”。 　　她們也說女人間的私房話，宿舍有姐弟戀，大家會笑她“武則天，老有魅力了”。 　　拍著拍著，女人們在笑，鏡頭后的戚小光卻鼻子發酸，他覺得，這群“我們認為沒有希望的女人”，堅強地活著，“太了不起了”。 　　讓他最動容的事情之一，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們“顯擺”的樣子。有人對吃的挑三揀四，嫌棄這個不好吃、那個不好吃；有人把300元錢買的手機說成值1000元；有人打工回來散一圈煙，裝著很大方，或者不停地打電話、接電話，很忙碌的樣子。 　　“這是她們捍衛尊嚴的表現。”戚小光說，“就像你我一樣。” 　　“紀錄片他媽的真殘酷” 　　宿舍里還住著兩位不用付房費的成員——一只被稱作“企鵝”的鴨子，一只愛吃火腿腸叫“笑瞇瞇”的黑貓。 　　在這個沒有電視、沒有收音機的世界，它們成了住戶們的精神支柱。鴨子的主人穿3元錢一件的衣服，卻花10多元錢買了一個包，把鴨子裝在里面。一天中，她最幸福的時光是，她吃一口柿子，鴨子吃一口。有人來串門，說“燉了鴨子吧”。這個女人大聲說：“還是先把我燉了！” 　　不過，戚小光的鏡頭里很少有這樣的“花絮”畫面。他的鏡頭似乎總是在等待更殘酷、更真實的東西出現。 　　終于有一天，他正在拍攝，屋里的兩個女人打起來了，越打越厲害，等他過去阻攔時，已經來不及：一個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個人的腹部，瞬間血流如注。他把女人抱起來，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醫院，這個受害者最后脾摘除。他留下了3000元的醫藥費。 　　那一夜，他身心疲憊，內心充滿了自責，慚愧，“如果我不為了鏡頭，早點跳出來，也許那女人不會挨上那一刀”，他跟做紀錄片的同行朋友抱怨：“紀錄片真他媽的殘酷，我他媽的廢了！” 　　鏡頭捕捉了這場流血事件，可有些事件，“不流血卻比流血更痛”，這不全是鏡頭能捕捉的。 　　宿舍住著一些無事可做的女人，她們從不打工，她們對著過道里拿透明膠粘著的一面大大的破鏡子，濃妝艷抹，她們只想在樓下熙熙攘攘人群里，找個有錢的“飯票”男人，嫁掉。 　　這個狹小的宿舍充滿競爭，年輕女人給年老女人的“男朋友”一塊西瓜，年老者就會認為年輕人要搶走她的“老頭”，一通大罵。有的年老女人幾個月沒吃一口菜了，卻舍得去溫州人開的美容院，花50元文兩道黑黑的彎月眉。 　　他們眼里，這里沒有愛情，“柴米夫妻，沒柴沒米怎么做夫妻。”末了，他們會住到陽臺那個每天7元的“夫妻間”。 　　說到底，“夫妻間”就是一個布簾子隔開的雙人床，床上有封面起卷兒的《上海的愛情魔方》、《一只老鼠的艱苦奮斗史》，和幾本武俠小說。 　　打開戚小光的錄影帶，就能看到一個男人對著鏡頭說：“女人，在我眼里，就是一身肉！” 　　“喔！那多像我的母親、姐妹、外婆、姨媽！” 　　張燕秒還記得自己第一次面對戚小光的機器，抱著腦袋四處逃的樣子。后來，她一邊手撕燒雞，拿啤酒瓶子喝酒，一邊對著鏡頭流淚，說自己的新年心愿。 　　老板娘也常說自己的心愿。她希望戚小光資助她，改造這個宿舍，把所有的床、褥子都換掉，墻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，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，養上幾盆花——像真正的“女人的宿舍”。 　　她抱怨生意遠不如以前了。1996年，這個靠擺煙攤討生計的離婚女人在勞動力廣場開了第一家旅館，第一晚只來了2個人，第二晚上6個，第三晚上10個。10天后，生意出奇地好。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擱床板睡，起夜上個廁所回來都沒地方了。那時農村苦，出來打工的人多，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，“苞米兩毛一斤，豬肉2元多一斤，賤得厲害！” 　　最近幾年，農村好過些了，打工的少些了。附近一下子又開了20多家旅館，一樓好門面的都改造成了“時尚旅館”，帶電視機的一天30元，帶電腦的40元。這讓她“腹背受敵”。 　　起初，看著戚小光的機器總在她宿舍晃來晃去，她也抱怨“整這玩意兒干啥，不如給大伙兒找活兒干”，時間久了，她和張燕秒一樣，對著鏡頭，就像對著老友的眼睛。 　　她們坐在床頭，說自己活得多么“不得意”、多么“埋汰”，給女兒的嫁妝只能是“充充話費”。新年那天，還有人在鏡頭里說了“新年快樂”！ 　　5年來，戚小光在這個片子里越陷越深。冬天零下30攝氏度，為了拍她們出門打工前忙碌的場面，他把5斤重的機器揣在大衣里，5點鐘坐最早一班公交車，穿過松花江來宿舍拍片。這些女人對著鏡頭伸懶腰，打哈欠，穿衣服，解褲帶看錢，刷牙，涂口紅…… 　　他請這里的人吃飯，給小芳生活費，幫她找工作，希望她走出這個宿舍；他給生病的人買藥、看病；兒子高考出成績的那天，他還在女子宿舍忙活…… 　　有一年的年三十，他給老板娘錢，讓她做一大桌子菜給大家過年。盡管他很清楚，他“干預”了鏡頭，這是拍紀錄片的禁忌，但他沒辦法只拍她們吃饅頭就咸菜的場面：“那畫面太殘酷了。” 　　隨著戚小光的紀錄片素材越拍越多，女子宿舍也在慢慢變化。 　　前年，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邊租房子，又開了家“男子宿舍”，4元一天。女子宿舍的價格，則提到每天3元。 　　如今，老板娘決心用一生所有的積蓄把宿舍買下來，“要把宿舍開到自己80歲”。旁人說，這個精明的商人賭的不是房價，而是賭這群人不管怎樣，也走不出這里。 　　幾乎每個人離開這里時，都信誓旦旦地說“再也不回這個‘豬圈’了”，可不用多久，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又會回到這里。甚至有人出嫁了，跟丈夫吵了架，還會再回這個“娘家”住幾晚。 　　如今，戚小光正在進行紀錄片的后期制作，他早早想好了“尾聲”，那是“一個讓人放心的交待”，而不是“徹頭徹尾的悲劇”。 　　他要把這個片子“獻給中國的農民工”，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腳手架前、工棚里，坐滿農民工的露天電影院里放映，他希望每個看到片子里的人，產生共鳴：“喔！那多像我的母親、姐妹、外婆、姨媽！” 　　“我一定會躲在銀幕邊，大聲地笑，這比得什么獎都欣慰！”說這些時，戚小光笑出了聲。